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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城崛起 引领区域变革
近代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各地间人口的流动，启发了民智，也加强了彼此的文化教育联系，是推动核心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因素。
受上海的辐射和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习俗的演变更趋明显。“重农务本”之类观念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
青壮男女涌入城市
20世纪初，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同时外资在华经济扩张加速，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有持续增加的态势。
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5倍，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大都市相对较多的谋生途径，驱使众多贫困或走投无路的内地人，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前来进厂打工，或当码头装卸工人、人力车夫。1929年上海纺织业有近20万工人，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尽管这些男男女女们来到后生活境遇仍很困窘，但比起在家乡时，总算多少有所好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上下。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连同家属在内，成为数百万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
与上海郊县农民进城务工者相比，外省来沪人数更多。据1928年统计，上海93家缫丝厂有男、女工合计约9万人。他们的籍贯，尤其是为数更多的纺织女工以长江以北泰州、盐城一带为最多，江南的无锡、苏州及浙江宁波等处人次之，约占总数的80%。宁波虽然也是通商口岸，但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十分低廉，很多人都想去上海谋生。
外资企业也看上了这些外来的廉价劳力。如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按籍贯来说，车务部以苏北人居多，特别是盐城人，其次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机务部则以宁波籍为多，还有的是扬州、无锡及安徽籍。”
在近代工业有所发展的苏南地区，20世纪20~40年代，约有15%~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城区就业，从城市寄回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12%。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也有不少人入城进工厂，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数千之多。
习俗嬗变乡村“空巢”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不少同乡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货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入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
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众多村民离开乡土流入上海，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所在的市郊农村，更多地接受都市文化的辐射，其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因此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因都市对男女工都有吸纳能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益加剧，家庭中传统的团结力量脆弱了，大家庭制崩溃，小家庭起而代之。许多年轻人单身或和妻小搬进城，许久才回家一次，有些人送钱回来给村中的父母，但多半因城市中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只能留给父母少许钱，于是家庭关系，日渐淡薄。特别是那些能够进城的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有了独立经济收入之后，她们较为主动地适应和融入都市文化的氛围，生活程度提高后，开始重视梳妆，跟从前在农村里比，连容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工厂不需要缠足的女子，这一陋习也渐次革除了。稍有文化的农家子弟，多不愿继续务农，认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有学问的才是高尚职业，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希望仍回农村，愿意在都市里寻找工作。即使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家闲住，要做些家庭农事也非常勉强。随着村民谋生有多种选择，留在村庄继续务农的大多为年长者。
当时迁居城市的也并非全是穷人。1930年，浦东川沙人冯义祥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东冯公司，并任该公司名下的梅林罐头食品公司董事长，梅林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其产品曾在1934年美国芝加哥国际博览会获奖。
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他们携带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转化成工商业资本，因为与工商业利润比起来，地租收益大为逊色。1922年，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至33%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而据20世纪30年代调查，苏州“城居地主”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常熟为85%，无锡为40%。
文化教育渗透传播
民国成立以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体系，交通、复旦、同济、圣约翰、震旦、沪江等大学的前身，都是这一时期创办的，它们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文科技和管理人才。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各地新式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据统计，民国成立以来，上海的学校已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为以前的三倍。在外国教会和归国从事教育的留学生影响下，国内对现代教育开始产生强烈的要求，这与过去一个时期的偏见形成鲜明对照。
新式教育的发展，在上海等通商口岸的郊县也有体现。上海宝山县光复后，新政权着力改革和发展国民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多方筹集教育经费，加强师资培养，提高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等。1911年宝山全县有小学41所，第二年增加了18所，1913年共有71所。在校学生也从1911年的1400人增加到1914年的3830多人。教育内容上做了改革，废除读经，摒弃旧课本而采用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民国新课本；在小学开设历史、地理、英语课程，并把农业规定为必修课。
民国成立以后，上海城市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也明显加快，许多学校适时新设了推进上海城市建设相关的工程技术、工商管理和市政建设等专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也以面向实际的应用科学为主。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职业学校都应运而生，工厂、企业办学尤为普遍，还有的自办研究社，并出现了教育、科技与企业各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不仅让企业得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贡献。
如上海著名实业家刘鸿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和董事，他利用同学、同校的关系，招揽了一些该大学毕业生加入企业管理团队担任重要职务。1920年起，刘鸿生在家乡宁波定海捐款设立两所中学，分别招收男、女生，学校成为刘鸿生企业招聘和培训员工的基地。一些毕业生被选派日本学习毛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学成归国后在各车间充当骨干。更多宁波籍在沪经营工商业者，也相继回乡捐资办学。近代工业颇盛的无锡，新式教育的开展，同样得到荣氏兄弟等一批工商及知识界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长江三角洲新式教育的开展，显然得益于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科技和文化发展的促进。1907年，由著名建筑商、浦东人杨斯盛捐资30万两银创办了浦东中学，首任校长黄炎培。学校以培养学生能从事实业或进修专科为目的，占地60余亩，拥有可容千人的大礼堂，实验室、宿舍、饭厅和风雨操场，声名远播。1912年，13岁的钱昌照从家乡常熟考入这所中学。这位后来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抗战期间主持“工业西迁”，为保存中国工业命脉做出重要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回忆录中记述：
“浦东中学是由有名的建筑工人杨斯盛用一生的积蓄创办起来的，我进校的时候，杨斯盛已经过世。校长是朱叔源(教育家)，校董有黄炎培、沈恩孚(后任同济大学校长)等人。我在浦东中学读了五年，那时的浦东中学与南洋中学齐名，是上海两所办得最好的中学。”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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