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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早已注意到单身女性投资理财中厌恶风险的偏好，相对于已婚女性，那些单身女性则会更加规避投资风险性资产。这种风险偏好和个人资产的多少并没有关系，比如“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早年丧夫一直单身，因此即便身家数十亿，她仍然是风险厌恶者，她的投资理念是不融资、不上市、不参股别人公司也拒绝别人参股。
简·奥斯汀终身未婚，后半生不得不依靠亲属生活，她深知财富是生活的唯一保障，因此奥斯汀一生的投资理财决策可谓非常谨慎，比如购买信用良好的英国海军债券。
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阿丽娜·艾德谢德对这两类人群的风险偏好差别产生原因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们把丈夫当作另一项资产，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合并作为投资组合的话，这时的丈夫应该是一项低风险资产。正是这种额外的低风险安全资产加入了已婚女性的投资组合，她们就有理由去购买风险更高的资产来平衡自己的投资。所以说已婚女性并不是真的比单身女性缺乏谨慎性，她们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不过，经济学家还发现这两类人之间的风险偏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意大利经济学家格拉齐耶拉·贝尔托琪等人的研究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于意大利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之间风险规避的差距实际上变大了，也就是说，已婚女性越来越成为风险偏好者。研究者认为，这起始于已婚女性开始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像男性一样赚钱和投资，她们觉得家庭经济有了双重的保障，因此在理财上更愿意承担风险。
不过到了21世纪一切又开始改变，这种风险规避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已婚女性在做投资决策时，越来越和单身女性接近，她们的行为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答案是意大利从2000年到2002年离婚率惊人地上升了45%，也就是说，婚姻的风险大大加剧了。如果丈夫是一种债券的话，那么这种曾经是低风险的“丈夫债券”产生了剧烈的波动，它正从最高等级的AAA评级沦为垃圾债。在已婚妇女的投资组合中，不但有股票、不动产，还有这种“丈夫垃圾债”，于是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当一个社会的离婚率居高不下时，已婚女性和单身女性之间的风险规避差距便会不断收缩，已婚女性会调整她们的投资组合，加大投入低风险资产以平衡她们的“丈夫债券”带来的风险。那些感到婚姻危机的家庭主妇会倾向选择更保值和低风险的资产，比如倾向为自身购买保险，或者组成“太太炒房团”购置不动产。
原来太太们投资风险偏好不是来自电视新闻中的GDP数字，也不是经济学家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而是家里那个把脚跷在茶几上看足球比赛的男人。
（文章来源：每日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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