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佚名 来源：微商网
在中国发展了超过十年的普惠金融正在超越单一金融范畴，出现如何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综合性问题。
为此，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包括今年3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向银行业明确了优化“两增两控”总体目标(“两增”：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两控”：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力争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控制在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明确强调将对银行分类实施考核，引导机构差异化竞争。
政策指引下，普惠金融发展驶入深水区。银行如何找到自身发展普惠金融的切入点，建设多样化普惠金融生态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课题。
国有大行探索综合服务道路
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网点扩张与金融产品创新等形式，一直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头雁”，已取得不小成就。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6家国有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总额为29117亿元，环比增长12.93%，均已阶段性完成监管要求的“两增两控”指标。
纵观六大行的普惠金融战略，普遍具有依托集团优势、增强科技赋能、围绕国家战略、强化风险监控、增设普惠金融专营机构等特点。尽管在产品体系上出现了同质化趋势，但其服务重心仍各具特色，产品设计逐渐走向精细化。比如建行的“民工惠”产品，化解的是农民工工资拖欠这一社会难题；中行聚焦“一带一路”，进一步开展跨境撮合服务；交行则结合自身在长三角的区域性优势，顺应长三角高质量产业集群加快形成的趋势，探索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协同发展新模式；等等。
“在供应产品的同时，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确保责任落地，如何进行客户深度服务、综合服务和价值挖掘，增加客户黏性。”中国建设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小企业业务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建行注意到，许多企业在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融资服务，所以如何通过综合服务、深度服务，把金融服务时间前移，通过服务把企业生命周期拉长，变得非常关键。
不过，四大行成立普惠金融部，目前制定的关于普惠金融的政策主要是差别化的准备金、定向降准以及信贷政策等等，这些还是集中于传统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指出，如果再做一做关于普惠金融银行内部成本与收益测算，就会面对怎么解决商业银行自主、市场化地做普惠金融的动力问题。
的确，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如何解决普惠金融作为国家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国有大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股份行、中小银行走出差异化道路
相较国有大行而言，资金“底气”没那么足的股份行也在寻找符合自己实力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林云山认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框架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当注重质量而非数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消灭或减少低效与无效的金融供给，努力的方向应是增加和创造有效和高效的金融供给。监管层应该鼓励各家金融机构制定差异化普惠金融的策略。”
为了更加精确地服务小微企业，民生银行将小微户均贷款指标从280万元调至140万元。“在国有大行进入这一市场以后，我们还会往更小规模户均去做。同时，资金成本高，放利率4%左右的贷款在商业上是行不通的，造成的结果是以后连资金供给能力都没有，这肯定不是普惠金融的目标。”林云山坦言。对于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以民生银行为代表的股份行显然有更加迫切的诉求。
对于一些中小银行而言，走差异化发展道路，除了能够提升商业可持续性，更是因地制宜的结果。马鞍山农商行董事长孙晓认为，安徽农村真的不存在贷款难问题：“事实上，现在70%的农民变成了城市的产业工人，每年年终，大量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存完以后，钱的来源——劳动力又回到城市，留下的资金在农村银行找不到需要贷款的载体。”从供给侧看，农村的银行资金整体供大于求，普惠金融的着力点不能仅仅落在普惠贷款上，更应落在让农民与小微企业享受多样的、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上。
近年来，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正借助大数据与数字营销的模式进军小微金融。截至2018年末，微众银行有效客户超过1亿人，成绩斐然；而其自身也因定位精准得到良好发展，多项业务长期在民营银行中保持领跑。
大数据解决信用风险，数字化营销实现广覆盖精准触达企业，互联网式客户体验适应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需求，依托科技发展普惠金融一直是微众银行的特色。但在微众银行企业直通银行部总经理公立看来，金融科技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微众银行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如果互联网规模化的业务不能跨地域的话，依旧存在被复制、被超越的现实问题。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便是已成功寻找到普惠金融业务切入点的银行，也进入了对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发展与风险平衡等问题的深层次讨论。
政策性银行转向专业化道路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9)》指出，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参与者。其中，农业发展银行专门从事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到目前为止已逐步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以中间业务为补充的“一体两翼”业务发展模式，在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有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为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开始筹建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国家层面上，组建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有限责任公司；省级层面则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并向市县延伸业务分支机构，直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担保服务。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以支持小微企业、“三农”的发展，有利于让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截至2019年3月末，基金在担保合作业务规模累计超过800亿元，担保户数超过5万户。
但这也许还不够。工行原行长杨凯生在近日发布的《2019·径山报告》中提出了他的建议：设立支持科创和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
“我们课题组之所以考虑提出这么一个建议，主要是考虑到，在目前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还包括其他一些小微企业。他们的特点是信贷投放风险较大，但这些企业又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合理性。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得不到资金支持肯定会出现包括就业、创新速度乃至社会稳定等问题。”杨凯生说，“按照现行的银行体系，肯定是商业银行进行投入。而从商业银行可持续性经营原则来说，确实面临着两难甚至是多难的选择。”
在杨凯生看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是政府的既定方针，政府就需要拿出一些投入来。而设立支持科创和小微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就是一种投入方法。“政策性银行特点是什么呢？一旦出现了风险，国家财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是现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通过这个办法或许能较有效地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杨凯生这样认为。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各家机构都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定位，并将最新的技术运用于普惠金融实践当中，在此基础上重新探索普惠与风控、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顶层设计的引导下和机构自身努力中，建成多样化普惠金融生态圈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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